这种框(kuang)架的建立，同时为讲话确立了(le)情感基础。通过强调对将领(ling)与科学家的暗杀、小学生与普通民(min)众的伤亡，受害者叙事从精英延伸至社(she)会各阶层，构建出“整(zheng)个民(min)族共同受攻击”的认知图景(jing)。这些(xie)叙述(shu)不仅在于激发悲愤，更在于消(xiao)解社(she)会分层，将阶层差异置于共同受难的叙事之下，使动员的对象(xiang)从特定群体(ti)扩展为全体(ti)国民(min)。通过反复呈现烈士(shi)与儿童的牺牲(sheng)，战争被(bei)道义化；通过强调敌人的“误判”与人民(min)对敌的“挫败”，胜利的预期被(bei)植入其中。这一部分因此不仅是回顾，而是塑造。它(ta)所构建的现实，是后续动员逻辑得以成立的基础。

其次，核心重点(dian)在于巩固“人民(min)-体(ti)制-战争”的绑定关(guan)系。在这一认知框(kuang)架之上，讲话进一步提出了(le)更具结构性的命题(ti)，即如(ru)何(he)将“人民(min)”整(zheng)体(ti)纳入战争体(ti)系。与一般以军事行动为中心的战时表(biao)述(shu)不同，讲话并(bing)未着重强调具体(ti)作(zuo)战能力，而是通过对一系列社(she)会行动的重新定性完(wan)成这一绑定。2026年1月12日平息国内动荡、2月11日革命纪念日的集(ji)体(ti)动员、3月13日古都斯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，这些(xie)行为在原本语境中属于政治表(biao)达或社(she)会动员，在讲话中却被(bei)统一转化为“对敌打击”的组成部分。这一转化的意(yi)义在于扩展了(le)战争的边界，使其不再局限于导(dao)弹与无人机，而延伸至广场、街区与清真寺。

“伊朗的前(qian)线远比敌人想象(xiang)的更为宏大”，这一表(biao)述(shu)将整(zheng)个社(she)会空间定性为广义战场，而非(fei)战争的后方。值得注意(yi)的是，这种定性对于穆杰塔(ta)巴本人而言，同时解决了(le)一个更为迫切的合法性问题(ti)。他的权威无法像其父那样依赖数十(shi)年积累的宗教(jiao)与革命资历，而是需要在上任之初迅速确立。将人民(min)的集(ji)体(ti)行动界定为“创造史诗”，并(bing)将自身呈现为这一史诗的见证者与引(yin)领(ling)者，实质上是以人民(min)的行动为新领(ling)袖的权威背书(shu)。讲话进而将这种“在宗教(jiao)、思想、文化和政治背景(jing)各不相同的伊朗民(min)众之间形成的奇迹般的团结”解释为“真主的恩典”。这一表(biao)述(shu)不只具有宗教(jiao)意(yi)义，更将一种现实中可(ke)能脆(cui)弱的政治联合，提升为具有神圣性的历史进程，使其稳定性超(chao)越了(le)人为因素的制约。讲话强调要对这种人民(min)“在场”的热情“尽可(ke)能善加利用”，其深意(yi)在于，将单次动员凝聚起(qi)来的团结力量，转化为稳定、可(ke)持续的制度化国家能力。

战争不会停，但又该(gai)如(ru)何(he)持续？

第三(san)，明确一个信号：战争不会停、也不能停。上述(shu)绑定一旦完(wan)成，便(bian)产生了(le)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后果，在当前(qian)阶段(duan)，冲突不存在现实意(yi)义上的停火空间。讲话没有直接提出“继续战争”，但这一结论已(yi)内含(han)于整(zheng)体(ti)逻辑之中。

首(shou)先，新领(ling)袖的权威尚未完(wan)全稳固，冲突降温极易被(bei)解读为软弱，不仅削弱政治地位，也会松动刚刚建立的动员体(ti)系。其次，社(she)会情绪已(yi)被(bei)显著推(tui)高(gao)，烈士(shi)叙事与殉道文化形成强大的情感惯性，难以短期回收，任何(he)降温举措都面临(lin)较高(gao)的政治代价。更根本的是，这些(xie)因素并(bing)非(fei)相互独立，而是彼此强化。高(gao)涨的社(she)会情绪使停战在政治上代价高(gao)昂，这进一步将战争逻辑嵌入日常治理(li)，而治理(li)对战争的依赖，又反过来巩固了(le)以战争为核心叙事的领(ling)袖权威。这种自我强化的结构，意(yi)味着政策空间正在被(bei)持续压缩(suo)。讲话本身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，它(ta)每重申一次战争的必然性，便(bian)进一步缩(suo)小了(le)走向另一方向的余地。

第四，真正的重点(dian)：经济与舆论战。要维持一场无法停止(zhi)的战争，军事动员本身并(bing)不足(zu)够。持续对抗对国家承(cheng)受能力的要求(qiu)，必然将经济与舆论推(tui)入战争逻辑的核心。讲话在此完(wan)成了(le)一个重要转向，明确将经济韧性与信息管(guan)理(li)纳入战争结构。

讲话承(cheng)认伊朗长(chang)期存在的经济与治理(li)问题(ti)，并(bing)以一段(duan)颇具象(xiang)征(zheng)意(yi)义的叙述(shu)展开。穆杰塔(ta)巴o哈梅(mei)内伊表(biao)示，他本人曾(ceng)乔装成普通乘客，乘坐出租车在德黑兰街头与民(min)众同行，倾听民(min)众的言谈，强调“这种采样方式胜过许多(duo)民(min)调”，并(bing)声(sheng)称其本人的看法与民(min)众对经济与治理(li)问题(ti)的批评是一致的。这段(duan)话的核心不在于走访本身，而在于通过将街头对话置于官(guan)方民(min)调之上，重新定义“何(he)为可(ke)信的社(she)会信息”，同时以“我的判断与民(min)众一致”在权力与社(she)会之间建立一种象(xiang)征(zheng)性的认知共识。它(ta)承(cheng)认了(le)批评的合理(li)性，并(bing)将其引(yin)导(dao)为领(ling)袖亲自感知并(bing)认可(ke)的声(sheng)音，从而将潜在的社(she)会张力转化为另一种合法性来源(yuan)。在此基础上，“抵抗经济”作(zuo)为核心路径被(bei)提出，保障民(min)生与创造财富被(bei)明确纳入国家战略，并(bing)被(bei)界定为既是防御，也是反击。

这一表(biao)述(shu)内含(han)一个不易察觉的张力：战争动员通常意(yi)味着要求(qiu)社(she)会牺牲(sheng)，而这里却同时承(cheng)诺改善生活(huo)水平。这种两(liang)端(duan)并(bing)取的表(biao)述(shu)，既折射出现实压力的真实存在，也揭示出政权正在尝试(shi)一种不同于单纯(chun)意(yi)识形态动员的治理(li)方式，通过“承(cheng)认问题(ti)、重构信息来源(yuan)、建立认知共识”，为长(chang)期对抗寻求(qiu)更稳固的社(she)会支撑。

向美以传递信号，试(shi)图巩固东部战略纵深

最后，在完(wan)成对内的动员与结构重构之后，这篇讲话也向外部释放出层次分明的战略信号。针对美国和以色(se)列，其核心信息在于，伊朗不会因“斩首(shou)式打击”出现权力真空或体(ti)系崩溃，反而能迅速完(wan)成重组并(bing)进入更高(gao)强度的对抗状态。这不仅是在回应对手的既有战略判断，更是在重建威慑(she)，打击不仅未达预期，反而强化了(le)对抗意(yi)志。对于海(hai)湾(wan)国家，讲话虽未点(dian)名，但通过其强调首(shou)份声(sheng)明中的相关(guan)表(biao)述(shu)是“严肃而真实的”，释放了(le)明确警示，即任何(he)与外部力量形成安全协(xie)同的行为都可(ke)能被(bei)视为间接介入，从而压缩(suo)地区国家的政策空间。

更值得关(guan)注的是讲话对阿(a)富汗(han)与巴基斯坦的重点(dian)提及。伊朗传统的“抵抗轴心”以真主党、哈马斯、胡塞武装为核心，集(ji)中于西线与南线，而这些(xie)力量在过去一年均遭受严重削弱，西线代理(li)网络的整(zheng)体(ti)韧性已(yi)大幅下降。在这一背景(jing)下，强调东部邻国的“兄弟关(guan)系”，并(bing)以共同的伊斯兰信仰(yang)与历史情感为纽带推(tui)动阿(a)巴合作(zuo)，具有明显的战略补偿意(yi)义，试(shi)图在西线受压之际巩固东部纵深，形成新的区域(yu)支撑结构。

对土耳其和阿(a)曼境内袭击事件(jian)的“假(jia)旗”定性，则兼具防御性外交功能，提前(qian)否认潜在责(ze)任，防止(zhi)冲突外溢，同时将不稳定根源(yuan)归(gui)因于对手，既是舆论反制，也是对周边国家的信号管(guan)理(li)。

总体(ti)来看，这篇讲话并(bing)非(fei)普通节日致辞，而是一份典型的战时政治文本。它(ta)的核心逻辑是递进而非(fei)并(bing)列的：首(shou)先通过“三(san)场战争”的叙事建立敌我结构与全民(min)受难的认知基础；在此之上将社(she)会行动纳入战争体(ti)系，完(wan)成人民(min)与战争的深度绑定，同时为新领(ling)袖的权威寻找人民(min)行动的背书(shu)；绑定一旦形成，便(bian)制造出结构性的不可(ke)逆，使停战在政治与情感层面均代价高(gao)昂；而要维系这种持续对抗，又必须(xu)将经济与舆论纳入战争逻辑，以国家整(zheng)体(ti)韧性作(zuo)为根本支撑。对外信号则是这套内部逻辑的延伸，既维持威慑(she)，也在主要代理(li)网络受损的背景(jing)下重新布局地区支撑结构。这份节日致辞同时也是新政权向内外同步发布的战时治国方略，其每一层论述(shu)都在服务同一个核心目(mu)标(biao)：将国家从“应对战争”引(yin)导(dao)至“以战争方式运作(zuo)”。

（曾(ceng)涛，伊朗伊斯法罕大学人文学院博士(shi)研究生，浙江外国语学院环(huan)地中海(hai)研究院助理(li)研究员；何(he)乐星，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(zhou)学院博士(shi)研究生，浙江外国语学院环(huan)地中海(hai)研究院助理(li)研究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