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一(yi)方面，在线(xian)词典的查词数据，也能反应重大事件产生后人们的广泛感情。例如，在雷(lei)同“9·11”这(zhe)样的事件产生后的最初阶段，人们每每会先去查那些(xie)目生但客观(guan)的词汇（如“废墟”），接着是更技术性或概念性的词语（如“恐怖主义”“沙文主义”）。很快，人们就(jiu)会转向带故意理意味的词汇（如“屈服”“超实际”）。2020年1月(yue)，“pandemic（大流行）”开始在词典网站上成为抢手(shou)词；到3月(yue)11日(ri)，这(zhe)个词的搜刮量(liang)激增。八天后，“coronavirus（冠(guan)状病毒）”的搜刮量(liang)也迅速飙升。

凯利写道(dao)：我们查词典，并没有(you)但仅是为了学习新词；在某(mou)些(xie)动(dong)荡时刻，这(zhe)更像是试图去抓住经由验证的“真实来源”，用来确认我们自(zi)以为理解(jie)的世(shi)界。

另一(yi)方面，互联网的出现催生并推广了大量(liang)新词，也永远改变了人们对特定词语的使用方式：trolling（收集钓鱼/挑衅）、Karens（呆板印象中的“爱投诉(su)的白人女性”）、dumpster fire（劫难现场(chang)的隐喻）、microaggression（微侵(qin)犯）、post-truth（后原形）、safe spaces（安全空间）……无论这(zhe)些(xie)词看似(si)何等荒诞或卑鄙，词典编辑都会跟踪它们的使用和传播(bo)环境；如果这(zhe)些(xie)词满足一(yi)套严格(ge)的标准，就(jiu)会被收录进词典（至少是在线(xian)版本）。这(zhe)类做法传递(di)出一(yi)个变更：当代词典的角色，没有(you)再(zai)是规定我们“应当怎样语言”，而(er)是描述语言“实际上怎样被使用”。在词典的初期阶段，编辑们每每高高在上地公布权势巨子判断(duan)。作(zuo)者(zhe)斯特凡是·法齐(qi)斯 （Stefan Fatsis）在其旧书：《未删省：现代词典的激情与威胁》平分享了自(zi)己作(zuo)为韦氏词典练习编辑者(zhe)的经历，以及他(ta)对于该行业的窥(kui)察。法齐(qi)斯写道(dao)：1604年的《Table Alphabeticall》旨在“帮助”那些(xie)“无知者(zhe)”理解(jie)英语中的词汇与思(si)想。而(er)在18世(shi)纪(ji)80年代，年轻的诺厄·韦伯斯特自(zi)诩为“美国人民的语言先知”，一(yi)心想要塑(su)造并确立美式英语。最终在1828年，70岁的韦伯斯特出版了《美国英语词典》。这(zhe)部词典虽可谓造诣(yi)，却“远非(fei)完美”，书中充溢着存疑的词源表(biao)明和古(gu)怪的语音拼写。1844年，在韦伯斯特去世(shi)后没有(you)久(jiu)，野(ye)心勃勃的出版新贵梅里亚姆兄弟买下了版权。他(ta)们与一(yi)众学者(zhe)互助，着手(shou)订(ding)正完善(shan)这(zhe)部略显粗糙的原著，并且准确预判了这(zhe)部词典将(jiang)成为极具商业代价的作(zuo)品。1934年出版的《梅里亚姆-韦伯斯特无删省词典第二版》，被包(bao)装成美国学问精英的心血之作(zuo)：用出版界的行话(hua)来讲，它就(jiu)是一(yi)部语言范(fan)例手(shou)册。但1950年接任主编的菲(fei)利普·戈夫，带来了全新且颇具倾覆性的理念：词典没有(you)该规定语言，而(er)应如实反应语言。他(ta)的团队广泛搜集日(ri)常白话(hua)，并认真看待收录的每一(yi)条用语，结果却引发了一(yi)场(chang)轩(xuan)然大波。1961年问世(shi)的第三版词典因风格(ge)随性遭(zao)到猛烈(lie)抨(peng)击，尤其由于收录了“ain't（没有(you)是/没有(you)的白话(hua)说法）”一(yi)词而(er)备受争议。《纽约时报》编辑部称该版本是“一(yi)场(chang)劫难”，以为它强化了“好英语就(jiu)是流行用法”的错误观(guan)念。但恰是这(zhe)部字典的出现，重新定义了美国词典的定位。

在练习期间，法齐(qi)斯试图新增或订(ding)正一(yi)批词汇，其中包(bao)括美国社会在近年来涌现的性别代词、体育术语、抢手(shou)政治用语和青少年流行梗。其中许多尝试都遭(zao)到驳回，乃至引发激烈(lie)的观(guan)念比武。在给梅里亚姆-韦伯斯特公司惹来一(yi)场(chang)公关麻烦后，法齐(qi)斯写道(dao)：“我没有(you)像资深编撰(zhuan)者(zhe)那样，天生寻求面面俱到。我以为一(yi)句有(you)趣、犀(xi)利、性感或是紧贴文明的引文，远比一(yi)句清淡空洞(dong)、离(li)开语境的例句，更能说明语言的实际用法。”而(er)沉稳激进、始终对他(ta)加以约束的资深编辑斯蒂芬·佩罗(luo)则(ze)辩驳道(dao)：“我们无意制造争议。”

在经历了人工智能的问世(shi)后，韦氏词典团队还在努(nu)力适应没有(you)断(duan)变更的世(shi)界。近来，公司总裁格(ge)雷(lei)格(ge)·巴(ba)洛走进电台，探讨人类编辑能做到而(er)人工智能无法企及的工作(zuo)，他(ta)在10月(yue)担当《市场(chang)》节目采访时表(biao)示：“人工智能只会试图推断(duan)词义，而(er)在梅里亚姆-韦伯斯特，我们是真正撰(zhuan)写释义、制造定义，从根源上保证它没有(you)会出错。”

只管这(zhe)一(yi)声明听起(qi)来很是勇敢，但连系法齐(qi)斯与词典编辑团队之间围绕收录特定词汇的争辩与比武，我们或能窥(kui)见词典编纂流程的松散可靠。在某(mou)种意义上，对于标准的服从，对于时代的如实纪(ji)录或许成为词典在这(zhe)个时代继续存在的意义与原因。词典的编辑者(zhe)似(si)乎印证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(guan)点，词语的意义来自(zi)于用法，来自(zi)于这(zhe)场(chang)语言游戏中的共(gong)同实践。

河流与权力

河流是透视人类社会及政治选择的紧张视角。从吕西安·费弗尔（Lucien Febvre）在两次大战之间对莱茵河的考察，到理查德(de)·怀特（Richard White）理会哥伦(lun)比亚河的美国环境史著作(zuo)《无机(ji)呆板》，水系研(yan)究串连着分歧学术传统的实际脉络。法国国家(jia)科学研(yan)究中央（CNRS）研(yan)究员拉斐尔·莫(mo)雷(lei)拉（Rapha"el Morera）于2024年出版的《顺(shun)流而(er)下的历史：巴(ba)黎(li)及其环境（16-18世(shi)纪(ji)）》（Une histoire au fil de l'eau. Paris et son environnement, XVIe-XVIIIe siècle），则(ze)选择了一(yi)条更加微观(guan)的路径：他(ta)将(jiang)眼光从主干流移开，转向了近代初期巴(ba)黎(li)盆地中汇入塞纳河的众多主流。

该书出版后引起(qi)了学界的关注。3月(yue)17日(ri)，Books & Ideas网站刊登法国历史学者(zhe)波琳·盖娜（Pauline Guéna）的书评《巴(ba)黎(li)水系的历史巡航》（A historical cruise through Paris' rivers）。在盖娜的梳理下，莫(mo)雷(lei)拉的著作(zuo)呈现出环境与社会政治交织的结构。而(er)另一(yi)位历史学家(jia)文森特·米利奥(ao)（Vincent Milliot）的评论则(ze)补充了比较的视野(ye)与实际批判维度。两者(zhe)的视域交汇，为理解(jie)前工业时代的环境治理与制度演变供应了参考。

《顺(shun)流而(er)下的历史：巴(ba)黎(li)及其环境（16-18世(shi)纪(ji)）》

在波琳·盖娜的书评中，《顺(shun)流而(er)下的历史》的核心实际孝敬在于它利用“水”这(zhe)一(yi)自(zi)然介质，重新审视了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的传统史学观(guan)点。

巴(ba)黎(li)盆地拥有(you)绝对同质化的地理特征：大规模的谷物种植(zhi)区将(jiang)没有(you)断(duan)扩(kuo)张的皇家(jia)领地拱卫其中。但是，盖娜指出，在这(zhe)同等的地表(biao)形状下，水权的分配却呈现出碎片化的样貌。在这(zhe)里，水并非(fei)可以被中央权力随便(bian)支配的资本。中世(shi)纪(ji)的等级遗产依然施展着作(zuo)用——世(shi)俗贵族和宗(zong)教机(ji)构（如修道(dao)院）长(chang)期控制着水力磨(mo)坊的所有(you)权与沿岸收益(yi)。

随着近代法国王权权势的向内涵伸，君主制是怎样介入这(zhe)片水域的？莫(mo)雷(lei)拉在此提出了全书的关键概念：“环境帮助”（subsidiarité environnementale，即环境治理的下放与分权原则(ze)）。

盖娜肯定了这(zhe)一(yi)概念对政治史研(yan)究的补充意义。她指出，即便(bian)是到了路易十四期间，权力没有(you)断(duan)扩(kuo)大的水利与丛林管理局及其代理人，也并未试图在水资本管理上强加一(yi)套统一(yi)的规则(ze)。相反，王权采取了一(yi)种绝对务实的策略：国家(jia)担任构建(jian)基本的羁系框架，但将(jiang)保持河道(dao)流通、清算淤(yu)泥、加固河岸等详细的日(ri)常维护责任，下放并分摊给了沿岸的领主、磨(mo)坊主和居民。

这(zhe)类“帮助原则(ze)”迫(po)使利益(yi)经常冲突的处所群体，必须在国家(jia)的监(jian)督下进行长(chang)期的互助与让步。是以，在盖娜看来，莫(mo)雷(lei)拉笔下这(zhe)座为了满足人口增长(chang)和首都消耗而(er)没有(you)断(duan)改革水道(dao)的城市背后，存在着一(yi)个变更迟钝、渐进且依赖协商机(ji)制运转的社会。权力的下渗并非(fei)通过直接剥(bao)夺，而(er)是通过将(jiang)官方气力纳入利益(yi)兼顾(gu)的收集中得以实现。

《孔夫朗(lang)-沙朗(lang)通的塞纳河》，让-巴(ba)蒂斯特·安托万·吉耶梅（1841-1918）

除了微观(guan)的政治建(jian)构，盖娜同样关注莫(mo)雷(lei)拉在微观(guan)社会史层面的研(yan)究方法。为了还原水域社会的真实状态，作(zuo)者(zhe)没有(you)但梳理了官方行政机(ji)构的法律(lu)卷宗(zong)，还连系了修道(dao)院的契(qi)约、处所法规以及大量(liang)的民事诉(su)讼纪(ji)录。

多维度的档案交织，让克鲁河、比耶夫尔河等中世(shi)纪(ji)河流的社会生活图景得以展现。盖娜总结了书中两个典范(fan)的社会群体。其一(yi)是作(zuo)为河流生态日(ri)常管理者(zhe)的磨(mo)坊主。他(ta)们构成了一(yi)个具有(you)内部凝(ning)聚(ju)力的社会收集，并拥有(you)雷(lei)同官僚系统的职(zhi)业阶梯——从乡村风车起(qi)步，通过经营最终参与控制巴(ba)黎(li)核心河段的水利设施。

其二是随着手(shou)工业发展而(er)聚(ju)集在河岸的城市工匠。1750年的比耶夫尔河畔（Bièvre，这(zhe)条河现已被掩埋），制革匠、洗(xi)衣工、酿酒师和染工为了使用有(you)限的水源，经常产生摩擦。在这(zhe)些(xie)胶葛中，“在场(chang)时候(hou)的长(chang)短(duan)（资历）”每每成为对抗新法律(lu)的来由。书中记载了一(yi)处法庭纪(ji)录：一(yi)位制革匠的妻子在往河中倾倒废料时，被一(yi)位站在梯子上的磨(mo)坊主遏止。面对指责，这(zhe)位妻子的回应十分直接：“你这(zhe)新来的，还轮没有(you)到你来管我。”

莫(mo)雷(lei)拉以为，恰是自(zi)中世(shi)纪(ji)以来，居民、地皮所有(you)者(zhe)及使用者(zhe)之间频繁(fan)产生且被详细纪(ji)录的冲突，确立了水资本共(gong)享的条件。

如果说波琳·盖娜的导读供应了古(gu)典政治与社会协商的脉络，那末(mo)历史学家(jia)文森特·米利奥(ao)（Vincent Milliot）于在线(xian)杂志En attendant Nadeau上发表(biao)的书评则(ze)补充了比较视角，并建(jian)立了历史与当下的实际联系。

米利奥(ao)指出，同样是面对水资本治理，北意大利由城邦国家(jia)主导了基础设施建(jian)设，而(er)荷兰则(ze)依赖地皮所有(you)者(zhe)在“围海(hai)造田”中构成了谐和机(ji)制。但在法兰西岛，固有(you)的封建(jian)领主所有(you)制先于公共(gong)用水需求而(er)存在。是以，巴(ba)黎(li)周边的水利分配，是在人口激增的倒逼下，以剧烈(lie)的制度冲突为代价推进的。在米利奥(ao)看来，王权框架下的“协商”，其素质依然是各方利益(yi)群体对自(zi)然资本的分配与博(bo)弈。

此外，米利奥(ao)借由该书重新探讨了环境史的内涵。他(ta)指出环境并非(fei)纯真存在于人类四周的静态背景，相反，环境是社会在发展演变过程中，那些(xie)潜(qian)在冲突和权力平衡的物质表(biao)现。一(yi)条被截断(duan)的河流或一(yi)片被工业使用的水域，都内化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经济运作(zuo)逻辑。

在书评的尾声，米利奥(ao)对这(zhe)一(yi)历史研(yan)究的实际意义进行了延伸。他(ta)提醒读者(zhe)，前工业时代的巴(ba)黎(li)为了保持肉类消耗增长(chang)和手(shou)工业繁(fan)荣(rong)，对水系施加了庞大的压力，这(zhe)类对自(zi)然资本的过度使用最终带来了负面后果。历史表(biao)明，环境退化是有(you)代价的，这(zhe)与当代社会的消耗模式存在逻辑上的共(gong)性。米利奥(ao)以一(yi)个当代隐喻作(zuo)为评价的扫尾：“毫无疑问，这(zhe)个教训完整(zheng)配得上一(yi)杯被PFAS（永远性化学物质）污(wu)染的水。”

《顺(shun)流而(er)下的历史》为理解(jie)已往的社会治理供应了实际的参照。它表(biao)明在几(ji)个世(shi)纪(ji)前，生态的维系便(bian)需要国家(jia)与处所社会进行复杂的兼顾(gu)；它同时也提醒了自(zi)然界始终是人类社会结构与经济需求的承载地。当当代社会依然在以经济增长(chang)为导向使用自(zi)然资本，并面临诸如微塑(su)料与PFAS污(wu)染等环境后果时，回顾(gu)这(zhe)段关于水流与制度的历史，有(you)助于我们更客观(guan)地审视当下的生态挑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