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时代的呼唤

李挚萍表示，我国第(di)二部(bu)“法典”诞生于生态环境领域是时代的选择，是建设美丽中国、实(shi)现(xian)中国式现(xian)代化的重要保障。

首先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奠定了理(li)论基础，生态文明建设实(shi)践则提供了丰富基础。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(ben)国策，党的十八大以来(lai)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，我国以前所未(wei)有(you)的力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，成效举世瞩(zhu)目。中国式现(xian)代化是人与自(zi)然(ran)和谐共生的现(xian)代化，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时代对(dui)法治的要求。

其次，立法体(ti)系基本(ben)完善成熟是重要条件(jian)。我国1979年颁布(bu)《环境保护法（试行）》，1989年颁布(bu)《环境保护法》，随(sui)后制定了30多部(bu)单行法和100余(yu)件(jian)行政法规。但分散立法带来(lai)法条重复庞杂(za)问题，为提升法律实(shi)施效率，对(dui)法律体(ti)系进行科学整(zheng)合成为必然(ran)。

再次，学术(shu)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。21世纪初以来(lai)，环境法学界在法典领域研究上稳扎稳打，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(yuan)法学研究会起草了专家建议稿，为国家立法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
在李挚萍看来(lai)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，再次显示中国在提高生态环境质(zhi)量、保障人民环境权益的前提下推进中国式现(xian)代化的决心，向世界展示负(fu)责任大国形象。

而关于法典施行是否意味着生态环境治理(li)告别“单行法打补丁”阶段，李挚萍认为，法典正式颁布(bu)实(shi)施后，有(you)助于提升生态环境治理(li)的整(zheng)体(ti)性、综合性，但并(bing)未(wei)改变(bian)现(xian)行管理(li)体(ti)制和职责划分，行政部(bu)门需要时间适应调整(zheng)，一些问题的解决也需一定时间。尽管立法机构将生态环境法典定位为“领域法”，但法典的诞生将强化生态环境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(ti)系中的独立地位。

公众健康保障从原则走向制度

针对(dui)公众健康保障，李挚萍谈到，在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中，“环境权”虽(sui)未(wei)以独立条文形式出(chu)现(xian)，但草案第(di)一条就明确了“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”，内容也勾勒出(chu)其轮廓：法典以人民为中心的理(li)念及制度设计是环境权的依托；环境信息公开、公众参(can)与、社会监(jian)督等内容是环境权实(shi)施的基本(ben)路径；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权实(shi)现(xian)的司(si)法保障。总体(ti)而言，“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”是一个开放兼容的表述，可以为将来(lai)法律实(shi)践中公众环境权保护特别是环境健康损害(hai)救济(ji)提供必要依据。

她表示，从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确立“保护公众健康”宗旨，到此次法典草案中提出(chu)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与健康监(jian)测、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等内容，可谓从“原则宣示”到“制度落地”的重大跨越。

信息公开和公众参(can)与也是公众行使环境权的重要保障。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新增一章六个条文规定“信息公开和公众参(can)与”。法典草案在此基础上，在总则编第(di)九章用11个条文规定了“信息公开与公众参(can)与”，明确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(you)获取生态环境信息、参(can)与和监(jian)督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。法典草案还要求实(shi)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(li)的排污单位依法披露污染物排放信息、温室气体(ti)排放信息等，并(bing)对(dui)公众监(jian)督和举报机制作了具体(ti)规定，使公众参(can)与更可行、更有(you)保障。

“生活在一个对(dui)健康无害(hai)的环境中是群(qun)众基本(ben)诉求。法典颁布(bu)实(shi)施必将提升全社会关心生态环境和公众环境健康权的共识，公众环境健康权救济(ji)也会更有(you)保障。”李挚萍说(shuo)。

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彰显中国特色

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将“绿色低碳发展”单独成编，在世界环境法典编纂中几无先例、颇具特色。李挚萍指出(chu)，这不仅是一部(bu)生态环境保护法，也必将是一部(bu)绿色发展法。其一方面反映中国推动(dong)经济(ji)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要求，另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应对(dui)气候变(bian)化、承担国际义务的决心。

绿色低碳发展编整(zheng)合了循环经济(ji)、清洁生产、节约能源(yuan)等相关立法，统合了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(ji)、技术(shu)、产业政策和措施，创新之(zhi)处在于规定了国家应对(dui)气候变(bian)化、实(shi)现(xian)“双碳”目标的体(ti)制与机制，以系统立法形式为企业特别是高耗能企业转型升级(ji)提供充分指引，为新能源(yuan)等绿色产业发展提供规范、指引、激励等法律保障。

同时，法典草案承继了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以来(lai)环境治理(li)以环境质(zhi)量改善为目标导向、地方政府对(dui)环境质(zhi)量负(fu)责的理(li)念，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、领导干部(bu)自(zi)然(ran)资源(yuan)资产离任审计、河湖长(chang)制与林长(chang)制等制度，强化了政府生态环境责任。李挚萍认为，法典草案在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(chang)，统筹山水(shui)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(li)等方面对(dui)领导干部(bu)提出(chu)了更高要求。以之(zhi)为尺(chi)，领导干部(bu)应更好树立生态环境整(zheng)体(ti)观、生态环境与发展的协同观、绿水(shui)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观。

中国环境司(si)法发展迅速，环境司(si)法专门化、环境公益诉讼实(shi)践极大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。李挚萍还指出(chu)，法典草案对(dui)生态环境司(si)法改革的成果进行了确认，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加强生态环境审判工作、推进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，人民检察院加强生态环境检察工作、强化检察监(jian)督。法典草案将国家生态环境损害(hai)赔(pei)偿制度改革精神转化为法律规定，明确建立生态环境损害(hai)赔(pei)偿制度，解决了环境司(si)法专门化法律支撑不充分的问题，弥补了环境保护法公益诉讼条款只规定非政府组织原告地位、未(wei)为检察院和政府提起公益诉讼留下空间的缺陷(xian)。

为全球环境治理(li)贡献“中国方案”

谈及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是否还有(you)需打磨细节，李挚萍坦言，这一法典的编纂难度某种程度上大于民法典——前者在30多部(bu)法律基础上编纂，后者在9部(bu)法律基础上编纂。她认为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不是制定新法，更多是对(dui)现(xian)有(you)法律进行系统化整(zheng)合，明显具有(you)制度创新的内容有(you)待(dai)将来(lai)修订时解决。总体(ti)而言，她对(dui)法典正式颁布(bu)后实(shi)施效果持乐观态度：“法典编纂的作用不仅仅是产生一部(bu)更理(li)想的法律文本(ben)，法典编纂本(ben)身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度可以产生极大的法律传播(bo)、宣传、教育和实(shi)施效用。”

李挚萍指出(chu)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既“编”又“纂”，既有(you)整(zheng)合也有(you)创新，既吸收了国外先进立法经验，又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，最重要的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魂(hun)和纲，充分总结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(shi)践经验，为全球环境治理(li)贡献了一套可行的“中国方案”。早在2013年，联(lian)合国环境规划署就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(li)念的决定。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系统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理(li)念和制度安排的法律，必将对(dui)世界产生深刻影响。

李挚萍表示，期待(dai)这部(bu)承载着时代使命和人民期盼的“绿色法典”顺利通过，并(bing)在实(shi)施中不断完善，为建设人与自(zi)然(ran)和谐共生的现(xian)代化提供坚实(shi)的法治保障。

专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(yuan)法学研究会副会长(chang)、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挚萍： 承载时代使命人民期盼

“典”亮绿色发展新程

来(lai)源(yuan)：羊城晚报 2026年03月10日 版次：A03栏目：高端访谈作者：王倩

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即将进入“法典化”时代。3月5日，备受瞩(zhu)目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（草案）》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。这将是继民法典后，我国第(di)二部(bu)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。站在“十五五”开局之(zhi)年，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法治的进阶，更是民心的汇(hui)聚。

围绕这部(bu)“绿色法典”的编纂背(bei)景、亮点、意义与影响，羊城晚报记者近日分别专访了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(yuan)法学研究会副会长(chang)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(jin)，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(yuan)法学研究会副会长(chang)、广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(yuan)法学研究会会长(chang)、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挚萍。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王倩 图(tu)/受访者提供

专家介绍(shao)

李挚萍，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(yuan)法学研究会副会长(chang)、广东省法学会环境资源(yuan)法学研究会会长(chang)、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。曾参(can)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等立法的起草工作，承担了多部(bu)广东省生态环境立法的起草、修订工作。深耕环境基本(ben)法等学术(shu)研究，出(chu)版《环境基本(ben)法比较研究》专著等。参(can)与了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(yuan)法学研究会《中国环境法典编纂研究》课题组的研究以及专家稿的撰写(xie)。

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时代的呼唤

李挚萍表示，我国第(di)二部(bu)“法典”诞生于生态环境领域是时代的选择，是建设美丽中国、实(shi)现(xian)中国式现(xian)代化的重要保障。

首先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奠定了理(li)论基础，生态文明建设实(shi)践则提供了丰富基础。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(ben)国策，党的十八大以来(lai)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，我国以前所未(wei)有(you)的力度开展生态环境保护，成效举世瞩(zhu)目。中国式现(xian)代化是人与自(zi)然(ran)和谐共生的现(xian)代化，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时代对(dui)法治的要求。

其次，立法体(ti)系基本(ben)完善成熟是重要条件(jian)。我国1979年颁布(bu)《环境保护法（试行）》，1989年颁布(bu)《环境保护法》，随(sui)后制定了30多部(bu)单行法和100余(yu)件(jian)行政法规。但分散立法带来(lai)法条重复庞杂(za)问题，为提升法律实(shi)施效率，对(dui)法律体(ti)系进行科学整(zheng)合成为必然(ran)。

再次，学术(shu)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。21世纪初以来(lai)，环境法学界在法典领域研究上稳扎稳打，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(yuan)法学研究会起草了专家建议稿，为国家立法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
在李挚萍看来(lai)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，再次显示中国在提高生态环境质(zhi)量、保障人民环境权益的前提下推进中国式现(xian)代化的决心，向世界展示负(fu)责任大国形象。

而关于法典施行是否意味着生态环境治理(li)告别“单行法打补丁”阶段，李挚萍认为，法典正式颁布(bu)实(shi)施后，有(you)助于提升生态环境治理(li)的整(zheng)体(ti)性、综合性，但并(bing)未(wei)改变(bian)现(xian)行管理(li)体(ti)制和职责划分，行政部(bu)门需要时间适应调整(zheng)，一些问题的解决也需一定时间。尽管立法机构将生态环境法典定位为“领域法”，但法典的诞生将强化生态环境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(ti)系中的独立地位。

公众健康保障从原则走向制度

针对(dui)公众健康保障，李挚萍谈到，在生态环境法典草案中，“环境权”虽(sui)未(wei)以独立条文形式出(chu)现(xian)，但草案第(di)一条就明确了“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”，内容也勾勒出(chu)其轮廓：法典以人民为中心的理(li)念及制度设计是环境权的依托；环境信息公开、公众参(can)与、社会监(jian)督等内容是环境权实(shi)施的基本(ben)路径；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权实(shi)现(xian)的司(si)法保障。总体(ti)而言，“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”是一个开放兼容的表述，可以为将来(lai)法律实(shi)践中公众环境权保护特别是环境健康损害(hai)救济(ji)提供必要依据。

她表示，从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确立“保护公众健康”宗旨，到此次法典草案中提出(chu)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与健康监(jian)测、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等内容，可谓从“原则宣示”到“制度落地”的重大跨越。

信息公开和公众参(can)与也是公众行使环境权的重要保障。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新增一章六个条文规定“信息公开和公众参(can)与”。法典草案在此基础上，在总则编第(di)九章用11个条文规定了“信息公开与公众参(can)与”，明确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(you)获取生态环境信息、参(can)与和监(jian)督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。法典草案还要求实(shi)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(li)的排污单位依法披露污染物排放信息、温室气体(ti)排放信息等，并(bing)对(dui)公众监(jian)督和举报机制作了具体(ti)规定，使公众参(can)与更可行、更有(you)保障。

“生活在一个对(dui)健康无害(hai)的环境中是群(qun)众基本(ben)诉求。法典颁布(bu)实(shi)施必将提升全社会关心生态环境和公众环境健康权的共识，公众环境健康权救济(ji)也会更有(you)保障。”李挚萍说(shuo)。

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彰显中国特色

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将“绿色低碳发展”单独成编，在世界环境法典编纂中几无先例、颇具特色。李挚萍指出(chu)，这不仅是一部(bu)生态环境保护法，也必将是一部(bu)绿色发展法。其一方面反映中国推动(dong)经济(ji)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要求，另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应对(dui)气候变(bian)化、承担国际义务的决心。

绿色低碳发展编整(zheng)合了循环经济(ji)、清洁生产、节约能源(yuan)等相关立法，统合了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(ji)、技术(shu)、产业政策和措施，创新之(zhi)处在于规定了国家应对(dui)气候变(bian)化、实(shi)现(xian)“双碳”目标的体(ti)制与机制，以系统立法形式为企业特别是高耗能企业转型升级(ji)提供充分指引，为新能源(yuan)等绿色产业发展提供规范、指引、激励等法律保障。

同时，法典草案承继了2014年环境保护法修订以来(lai)环境治理(li)以环境质(zhi)量改善为目标导向、地方政府对(dui)环境质(zhi)量负(fu)责的理(li)念，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、领导干部(bu)自(zi)然(ran)资源(yuan)资产离任审计、河湖长(chang)制与林长(chang)制等制度，强化了政府生态环境责任。李挚萍认为，法典草案在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(chang)，统筹山水(shui)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(li)等方面对(dui)领导干部(bu)提出(chu)了更高要求。以之(zhi)为尺(chi)，领导干部(bu)应更好树立生态环境整(zheng)体(ti)观、生态环境与发展的协同观、绿水(shui)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观。

中国环境司(si)法发展迅速，环境司(si)法专门化、环境公益诉讼实(shi)践极大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。李挚萍还指出(chu)，法典草案对(dui)生态环境司(si)法改革的成果进行了确认，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加强生态环境审判工作、推进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，人民检察院加强生态环境检察工作、强化检察监(jian)督。法典草案将国家生态环境损害(hai)赔(pei)偿制度改革精神转化为法律规定，明确建立生态环境损害(hai)赔(pei)偿制度，解决了环境司(si)法专门化法律支撑不充分的问题，弥补了环境保护法公益诉讼条款只规定非政府组织原告地位、未(wei)为检察院和政府提起公益诉讼留下空间的缺陷(xian)。

为全球环境治理(li)贡献“中国方案”

谈及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是否还有(you)需打磨细节，李挚萍坦言，这一法典的编纂难度某种程度上大于民法典——前者在30多部(bu)法律基础上编纂，后者在9部(bu)法律基础上编纂。她认为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不是制定新法，更多是对(dui)现(xian)有(you)法律进行系统化整(zheng)合，明显具有(you)制度创新的内容有(you)待(dai)将来(lai)修订时解决。总体(ti)而言，她对(dui)法典正式颁布(bu)后实(shi)施效果持乐观态度：“法典编纂的作用不仅仅是产生一部(bu)更理(li)想的法律文本(ben)，法典编纂本(ben)身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度可以产生极大的法律传播(bo)、宣传、教育和实(shi)施效用。”

李挚萍指出(chu)，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既“编”又“纂”，既有(you)整(zheng)合也有(you)创新，既吸收了国外先进立法经验，又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，最重要的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魂(hun)和纲，充分总结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(shi)践经验，为全球环境治理(li)贡献了一套可行的“中国方案”。早在2013年，联(lian)合国环境规划署就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(li)念的决定。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系统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理(li)念和制度安排的法律，必将对(dui)世界产生深刻影响。

李挚萍表示，期待(dai)这部(bu)承载着时代使命和人民期盼的“绿色法典”顺利通过，并(bing)在实(shi)施中不断完善，为建设人与自(zi)然(ran)和谐共生的现(xian)代化提供坚实(shi)的法治保障。